义”；他们设想的“公有制”完全无法施行，只好以“国家资本主义”取而代之。而在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实际处置生产资料的只能是官僚。这就决定了，苏联制度的本质是“封建官僚资本主义”，谁的权力最高，谁对生产资料的发言权就最大。在这个制度实行的初期，它可以靠高压统治、无情剥夺、恐怖气氛维持相当的效率。但运行几十年后，当独裁者死去，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本人在恐怖中生活几十年后，内心怀着对这种制度的无比憎恨接手这个制度。这时他已成为这个制度的最高领导者，他必然陷入分裂——现实要求他维护这个制度，也就维护本人的权力；理想要求他改革，要破坏这个连他自己都无比憎恨的罪恶制度。这就让赫鲁晓夫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官僚——同样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要求结束恐怖，让社会制度正常起来（这是人的正当需求）；一方面他们要求保留既得利益（这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所以，苏联也好，中国也罢，它们的“改革”一开始几乎都是全民支持的（因为人们希望社会秩序回复正常），到后期则分化为激烈的利益对抗，致使改革失败。因政治家本人实力与政治手段不同，这种失败导致政治家本人的出路也不同——赫鲁晓夫被废黜，官僚集团静止在赫鲁晓夫改革初期的局面——既解除高压恐怖，又维护既得利益——并且长期静止，形成了所谓“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戈尔巴乔夫作为赫鲁晓夫思想的继承人，打破了这种停滞，重创了官僚集团，促使官僚集团分化为“民主派”与“保守派”。保守派要求维持原状不变，民主派则感觉原状已无法维持，必须弃船逃生。他们的激烈对抗导致苏联的解体，但最终获胜的仍是改头换面的官僚集团。据统计，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在联邦主体——州、自治共和国——层面，脱身于苏共高级官僚的州长及共和国总统，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其他加盟共和国，除去波罗的海三国，也大都是原苏共高官获得政权（很多人至今还执掌权柄）。也就是说，即使国家毁灭了，苏共官僚的主体却被保留下来。

改革失败，也是一切苏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者的必然宿命——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无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是邓小平，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相似；虽然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邓维持了权力，但邓维持权力的前提是，他自己扼杀了改革，进入“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从这个层面上讲，80年代那种以“思想解放”为先驱的改革，已经失败了。正因为它的失败，造成了统治集团抱残守缺、掩耳盗铃，官僚权力及其占有的社会资源恶性膨胀，民众不公平感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当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停滞时代”都是社会秩序基本正常，经济不断发展的，直到渐渐丧失其发展潜力。苏联解体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被评为“最安定富足”的时代而被多数俄罗斯人怀念。假如中国未来也陷入苏联解体后的动荡与贫困，中国的停滞时代也将被人怀念。

停滞时代本身是反动的，它的“安宁富足”是对过去部分改革的继承，它本身不能有效解决这个怪胎体制下产生的各种新矛盾，只能将其积累起来，为下一次社会动乱积攒巨大的能量，致使社会变动付出高额成本。

“以俄为师”的中国学来的正是这种“野蛮、残忍、极端”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连它的俄国老师自己都理不顺这种怪胎制度，他的学生更难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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