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深火热

一九六六年秋，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自从解放以后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来了，河南都总是站在潮头浪尖，甚至还花样翻新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在滑县老家，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时年仅十五岁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当着“革命群众”的面踹自己的父母一脚，或者煽一耳光，以示彻底决裂。有一些人顶不住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当时造反派们还许诺说，如果我母亲跟自己的父母划清了界限，那么不但可以免于挨斗，甚至还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去革别人的命。然而，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十五岁，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威逼利诱也不肯与之同流合污。既然拒绝选择“革命道路”，我母亲也就作为“地主狗崽子”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一个十多斤重的大木牌。然后，他们像欣赏一件亲手创造的艺术品一样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刺激，于是又一左一右加挂了两块砖头。母亲的腰被压成了九十度，细细的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十五岁少女稚嫩的脖子里。

这场运动不愧是“触及灵魂的革命”，人性中的残酷与阴暗被空前激发出来。造反派常强迫“黑五类”们戴上高帽，用绳子一个个串起来游街示众；还为每位“黑五类”制作了十几斤重的木牌，专门找来铁丝替代麻绳挂在他们脖子上——这样他们会更痛苦一些。殴打与侮辱成了家常便饭，“革命群众”通过折磨别人享受到了巨大乐趣，每场批斗会都人山人海，口号震天，足令这些“阶级敌人”闻风丧胆。

整人成了一些人赖以娱乐和寻开心的方式。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外婆脑子聪明，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陷阱。于是她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更是找到了“地富反坏”们仇恨新社会的证据，就把他们往死里打。

后来，县里的造反派把全县“黑五类”集中起来，每天驱赶这些人走上百里路，到临近的县城与公社轮番批斗。

这是幅地狱般的场景：队伍前面，是几十辆大马车，上面或躺或卧，坐满荷枪实弹的民兵和造反派。马车后面，是用绳子拴起来的上千名“阶级敌人”，有八十的老叟，有七八岁孩童；有大肚子孕妇，有裹小脚老太。不管男女老少，“黑五类”们一律戴高帽挂木牌，弓腰驼背、扶老携幼。再往后，是几辆殿后的马车，时不时有造反派跳下车对拖后腿的“黑五类”挥鞭猛抽。

这也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死亡行军”。因长途奔波，“黑五类”往往累得东倒西歪，常有老弱病残走着走着，一头扎在路边，再也起不来了。短短三个月，“黑五类”队伍减员快一半。

批斗间歇时，“黑五类”们也交头接耳——谁谁谁全家上吊了，谁谁谁死在半路了，谁谁谁被当场打死了……

郑八为当年娶大姨未遂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连骂带打一会儿以后，再一脚踢翻；然后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

后来，造反派们又采取了“分开批斗”的方式：外公被作为“地主分子”在一个会场批斗，外婆作为“地主婆”在一个会场批斗，母亲则作为“地主羔”在另一个会场批斗。每天都命在旦夕，又不能经常见面，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和犹太人进集中营那样做一次诀别，互相嘱咐一下万一自己死了身后的事情。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衣冠禽兽，我的外公、外婆和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悠闲地坐在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残忍和缺乏人性？为什么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发财不顾道义与良心、不择手段？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为什么当官的只要一有权就大肆贪污**、欺压百姓？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斥了见死不救、见利忘义和见钱眼开？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堕落成没有骨气的政治娼妓，只会一味昧着良心歌功颂德？为什么那几个向克林顿发难，以显示自己特别“爱国”的北大学生一毕业，竟然如飞鸟投林般奔向自己曾经痛骂的美国，而不留下来报效祖国？我说，要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统治者怂恿的是什么，扼杀的又是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从噩梦到天堂离婚四年的成长史 最新章节第2907节,网址：https://www.88gp.org/41/41035/29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