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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这种人，充其量是这个畸形时代所孕育出的一种小毛贼。

在12年前写就的中，我曾专门开辟了一个章节——“亲斯大林感情的闹剧性复活”，论述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死灰复燃的表现、原因及最终灰飞烟灭。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静悄悄的毛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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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政策的惯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又出了一批反斯大林的作品。但勃列日涅夫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对斯大林践踏法制、滥杀无辜的做法并没有切肤之痛。相反，他本人甚至是由于斯大林的赏识才平步青云的。与此同时，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一批“意识形态专家”、军队高级将领和一些在斯大林时代飞黄腾达的作家要求否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基于这种背景，勃列日涅夫实行了“静悄悄的斯大林化”，开始发表肯定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言论，并于1966年初做出决定：彻底终止“非斯大林化”。著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在国外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控犯有“诽谤”罪投入劳改营，的作者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的作者罗伊_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作者费尔德宾则受到克格勃的追杀。赫鲁晓夫时代反对个人崇拜、“非斯大林化”的其他一些著名人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些迫害包括撤职、限制居住地、流放、剥夺国籍、关进劳改营及精神病院〔7〕。

在全面肯定斯大林的背景之下，为斯大林时期受迫害者平反的工作无声无息地终止了。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刊物编辑部被彻底改组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斯大林只有一个评价：伟大领袖。一些出版物甚至指责“非斯大林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发明的“颠覆武器”。1969年12月斯大林诞辰日，一坐斯大林半身像被树立在列宁幕后面。斯大林大清洗时常用名词“人民的敌人”又出现在报刊、杂志和党史出版物中，一批将帅在回忆录中提到斯大林也总是充满敬意。1979年，连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了〔3〕。

在民间，亲斯大林感情也在发展。普通苏联公民在公开场合一提到斯大林，都赞扬他，仿佛都对他的时代一往情深。斯大林的肖像画又出现在普通人家、书报摊、画像店以及汽车仪表盘上。〔26〕

亲斯大林感情在官方与民间同时全面回潮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政治及社会文化背景。以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为代表的苏共保守官僚势力对斯大林没有太多恶感，因为他们正是在斯大林大清洗后腾出了各级领导岗位之后才得以飞黄腾达的，为此他们感激斯大林。此外，斯大林的官僚特权制度使他们生活养尊处优，当赫鲁晓夫大搞非斯大林化、向特权制度开战时候，早已习惯于特权生活的苏共官僚们对此惊慌不已，这是他们合谋废黜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间亲斯大林感情的死灰复燃，一方面与俄国人民内心深处的领袖崇拜意识积淀有关，这种思维惯性尽管经历了长达八年的“非斯大林化”，但仍然影响深厚。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所反对的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斯大林体制，这就注定了他的改革是肤浅而自相矛盾的。二十大以后尽管斯大林本人被批判得一无是处，但斯大林体制仍坚若磐石。自五十年代以来，斯大林体制的种种弊端开始显露，赫鲁晓夫一些莽撞轻率却不得要领的改革没有使得这些弊端得以很好的解决，从而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恢复并深化了一些官僚的特权，也导致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由于苏联官方控制一切公开传播媒体，“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这种不满无法从自由、民主与平等中寻找出路，只有转化为对现实领导人的否定，转而寻找“救世主”式的人物，这个人物无疑就是斯大林。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即对某种体制的不满，竟然化做了对这种体制创立者的寄托。

1969年，朱可夫元帅出版。朱可夫元帅向来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在苏联人民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并且他的名字本身就是“胜利”的化身。因此，这本战争回忆录的出版，立刻在苏联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书中对斯大林有大量溢美之辞，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然而，广大读者并不知道，这是一本经过精心篡改和剪辑过的书。主编、当时的苏联新闻通讯出版社社长科莫洛夫后来证实，为了使得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符合路线”，编委会不得不做了大量的改写工作：书中除了删去朱可夫元帅对斯大林错误和瞎指挥的指责、增添大量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和辩护辞之外，还删去了关于1937-1938年镇压的过程及其所带来严重后果的整整一章；而朱可夫元帅由于“不懂政治”，拒绝为修改、删节、补充之处签字以示同意。这一切都是在中央委员会的授意下干的〔1〕。

下面是朱可夫元帅一份未能发表的手稿，也是对斯大林的一份起诉书：“对战争准备不足是我们的祖国在战争第一阶段遭受重大军事损失和巨大牺牲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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