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论述“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

钱与权的交易多数是**的，因为没有任何人有权把公权出售给某个特定的人，令其享受特权。但钱与钱的交易则未必是**的，它多数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比如储户把钱存入银行，就是一种人际关系，储户是基于对银行的信任把钱交给它，因为他们相信银行不会轻易破产、卷款逃走，还能得到利息。而银行把钱投给企业，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因为银行必须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法人的信用状况，才敢把钱投给企业；企业得到贷款以扩大再生产，银行则从企业收取利息。这样，储户-银行-企业，形成了一个关系利益链条。同样，v对拟投资的企业，也离不开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包含两种内容——感情与信任。有感情，未必有信任；我喜欢我的袋鼠宝宝，但我不敢把钱交给他，因为他尚不具备理财能力。有信任，则肯定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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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早说过，取得别人好感的最有效的途径是——投其所好。

员工最喜欢干嘛？几点：对其自尊的保护，更多的薪酬，美好的前景，充足的保障。

70年代之前，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喜欢和资本家争论，是“快乐的工人”更有利生产，还是“受压力的工人”更好？资本家总是天然喜欢给工人压力，发明了像福特生产线这类东西，还有富士康的管理方式。事实证明这些压力管理是有效的，但它给工人带来了痛苦，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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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并不意味着我知道哪些“少数权钱交易”不是**，而是我不愿把一件事说得太绝太死。因为可能有某些情况我并不了解。

这个论题我给了条件：权钱交易，是特指特定的人用金钱交换“公权”，用以保证特定的人享有特权，最典型的例子是，你给领导行贿，领导把某个项目给你做，提高造价，不搞竞标，或在竞标与评估时弄虚作假，所以这“在多数情况下”是**的，我国政府投资的道路、桥梁或公共建筑中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就与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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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联具备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种小国的能力，不具备干涉中国内政的能力。这点在前段与反对兄讨论时已经论述多次。苏联解决捷克问题，须动用苏军及华约盟军四五十万精锐部队；而当时中苏边境最紧张的时候，苏联也不过在中苏边境部署了60多万二等军队，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拥有600万军队，几千万民兵和核武器的中国。从兵力对比可知，苏联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完全是防御性质的，与其说打算入侵中国，不如说担心中国人在政治狂热下对苏联进行挑衅。1969年珍宝岛事件就是中国蓄谋很久的挑衅，在苏军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给苏军造成重大伤亡。而事后，苏联也未大张旗鼓进攻中国，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事件后一连数次主动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以进行沟通，却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接线员拒绝并辱骂了他。而珍宝岛事件最后未演化成战争，也是苏联总理主动访问北京，与周恩来协商。可见在中苏关系中苏联一直未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而是作为需要“安抚”的对象。事实上当时除了中国，朝鲜也并不对苏联亦步亦趋。金日成清洗了党内莫斯科派，并在中苏对立中采取骑墙政策，对此苏联也无动于衷。这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苏联的重心在欧洲，它600万军队中的480万部署在欧洲，而欧洲部分只占苏联领土的五分之一。

而“干涉内政”，因毛在匈牙利事件中大力主张干涉匈牙利内政，可见毛并不反感“干涉内政”，或者说，只许他干涉别人的内政，不许别人干涉他的内政。事实上毛甚至打算干涉苏联内政，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派周恩来等人到苏联试探，向苏方提出要推翻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路线的要求，“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苏方对此表示无法接受，导致双方不欢而散。这就是一种**裸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中国的毛，有何权力对苏联**指手画脚？

根据中方、苏方相互指责的对应，以及拥有大量苏共原始档案的独立研究者沈志华教授的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其真正原因既不在于“长波电台”，也不在于“联合舰队”，而在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1、毛认为自己应该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毛认为：斯大林死后，社会主义阵营无人比他资格更老，他才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赫鲁晓夫上台后加大了对中国援助力度，且跟毛提议，以后欧洲问题苏联做主，亚洲问题中国做主，毛尚对赫鲁晓夫存以好感；但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后，毛非常厌恶赫鲁晓夫。尽管当时也说了一些附和的话，但事后证明都是言不由衷。而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对是否干涉匈牙利举棋不定，毛在大力主张镇压的同时，也乘机把手深入欧洲，并认为自己有资格管理欧洲事务，而赫鲁晓夫不称职。毛对赫鲁晓夫是轻视的，即使中苏关系未破裂时，就穿着睡衣在用泳池边接见赫鲁晓夫。此情此境，倒像一位外地藩王进京觐见皇帝。或许狭隘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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