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风影心动　回复日期：2012-08-20 17:13:15　 回复

珍宝岛冲突：基本同意鼠辈的评论。不过珍宝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使苏联不敢大规模侵略中国，从这意义上说，文革期间的备战，对维护国家安全，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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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很不靠谱。

苏联在珍宝岛冲突之前，并无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计划；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主动改善中苏关系，并于1964年10月革命节期间邀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但是，中苏的分歧是意识形态分歧，简言之，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而进入“左癫疯”状态的中国领导人，居然要求苏联领导人改变“三和两全”的对外政策、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要跟美帝国主义打核大战、反对苏联把自己定为“全民国家”等无理要求，**裸地干涉苏联内外政策，理所当然地会遭到苏联领导人的拒绝。但苏联领导人同时表示，意识形态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党、两国关系，愿意与中国恢复传统友谊。但当时的中国领导集团思想僵化怪异，竟以意识形态分歧为由拒绝苏联改善关系的要求，对苏采取了主动敌视的政策。

而中苏论战，事后邓小平讲“双方都讲了很多空话”，其实不然，中苏论战使毛政权日益走向邪恶，在政治上，继续维护斯大林体制，扭曲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常探索的进程，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全民浩劫；理论上，促使对社会主义教条化理解甚至误解，认为苏联、南联邦、东欧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长期化奠定了政治依据，致使千百万中国人呢受害；经济上，坚持“三面红旗”，不仅饿死几千万人，且直到毛死去，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起建国初期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文革十年期间经济有3年处于负增长状态；外交上，加强了对抗，孤立了自己，错过了发展机遇。这样，坚持所谓“正确路线”的中国，事实上形成了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动荡极端，外交上闭关锁国，社会上万马齐喑的局面，堪称人间地狱。而相比之下，论战的另一方的苏联，在60-70年代经济增长了整整一倍，1975年苏联经济总量达美国的5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长足发展。

从苏联方面资料来看，在珍宝岛事件之前，苏联从未制订过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计划——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符合苏联利益的。虽然当时的苏联远比中国强大，但苏联的远东地区一直是苏联的“战略软肋”，远东地区不仅地广人稀，而且一直到70年代末以前，整个远东地区只有一条横贯的铁路，且靠近中苏边境，战略态势极其脆弱。所以，对苏联而言，主动与中国为敌是非常不明智的。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挑衅大都采取忍让态度，文革发生后，红卫兵曾闯入苏联大使馆，殴打苏联外交人员并强行要求其向毛像“低头认罪”。而对这种严重违反外交原则的义和团式行为，苏联除了提出抗议，却并未反报复于中国驻苏外交人员。这体现了苏联在此问题上的理性和克制。

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军在**军队的蓄意伏击下遭受较大损失，苏联领导层开始有人主张对中国开展核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这个方案虽被苏联领导人否决，但苏联随即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报复，可见珍宝岛冲突并未“使苏联不敢大规模侵略中国”，而是招致了苏联的惩罚。而在铁列克提惩罚仅仅一个月后，苏联又派柯西金总理访华，与中国缓和关系，表达一种“我揍了你，但到此为止”的姿态。

相比苏联的忍让和淡定，中方实际上是惊慌失措的。此后几年里，中方又是搞战备大疏散，又是搞深挖洞广积粮，最后投靠帝国主义，与**老手尼克松握手言欢——相比起中苏论战中要跟帝国主义打核大战的那股二杆子劲，老毛此时可谓唾面自干。而实际上，苏联对中国根本不构成威胁——在苏蒙与中国一万多公里边界线上，苏联部署有将近100万军队，只占当时苏军总人数的六分之一，且多为不满员的师；平均每公里正面只有100人，这哪里像是要打仗的样子？须知德国入侵苏联时，2000公里战线上部署了350万人，平均每公里多达1750人。苏联在边境部署这么少的军队，说明其只是为了防御，而不是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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