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冬梅，一个曾经为国家荣誉而拼命奔跑的人，而今成了北京通州一个起早贪黑的杂货小摊贩——她仍然在“奔跑”，只不过这次是为了“维持生计”。

或许只有在此时，她才会惊恐地发现，已然26岁的她，人生竟然才刚刚开始，而一切看起来却是那么不尽如人意——不再年轻、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文化，以至于求一“糊口”工作而不可得。

那么，此前近10年的奔跑以及所取得的荣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艾冬梅用叫卖奖牌的方式暗示了她的不解和痛苦——作为一个曾经以“国家荣誉”为“最高利益”的运动员来说，一旦准备卖掉她一直追逐和引以为傲的东西，可以想象这背后隐藏了多大的无奈和悲伤。

毋庸讳言，制造悲伤并传播悲伤的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巨大伤口。在这种体制之下，国家以不容辩驳的权威重用了运动员的体能和精神，而运动员们则为了“国家荣誉”，必须毫无条件地“训练、训练、再训练”，在职业生涯内一遍遍地重复同一个动作，而“生活在别处”。这或许也无可厚非，不管是“社会体制”还是“举国体制”都只是为国争光的方式不同而已。但问题是，既然“举国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运动员正常学习生活的断裂，造成他们除了自己的体育项目之外往往身无长物，国家在其退役之后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补偿和帮扶责任，绝不能一推了之。

毕竟，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像田亮那样顺利转型为商人和偶像明星，像邓亚萍那样成为体育官员，抑或像伏明霞那样嫁入豪门，从此衣食无忧。更多的人，在走出国家队的大门之后，都将面临重新适应社会，开始新生活的难题。在这个或许漫长的过程中，带着荣誉亦带着伤病、迷茫的人们，亟待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哪怕只是送他们走出一程。我们提倡“以德治国”，而在我看来，国家的“德行”之一正是不把任何一位公民视作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演员”。目前，或许我们还无法改变“举国体制”，但至少，我们可以使其温情一点、厚道一点，因为这是国家之为国家的“大德”所在。

艾冬梅变形的双足

刘菲 　　原辽宁省技巧队运动员，世界技巧女子三人项目冠军

曾获7项全国冠军。1998年，在获得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后，刘菲被停止参加比赛，两个月后，刘菲和她的合作伙伴被辽宁省体育运动训练中心派到北京参加商业演出，一直到1999年9月，其间由演出公司每月发1000元生活费。2000年，刘菲退役，且带伤病，至今无正式工作。

她曾在1998年获得过世界技巧锦标赛女子三人项目冠军。当2000年选择退役后，却始终无法找到正式工作。刘菲只能居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而她的父亲则要搭折叠床住在小走廊里，窘迫的生活令人心碎。刘菲一再后悔自己走上了体育之路，“鲜花、掌声、鲜艳的红旗已经离我远去。站在世界冠军领奖台上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我退役的那天，就是我艰难生活的开始。我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干，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甚至连户口都不知道该放到哪”。甚至连洗衣机和电冰箱等基本家庭电器，对于刘菲而言，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这些年来，由于我长年坚持刻苦训练，累出一身病。1998年，肩上长了皮下脂肪瘤，这是因为三人技巧项目中，我在最下面，训练时，上面两个运动员踩在肩头常常一踩就是几个小时。在训练中我骶客关节脱位，一到阴天下雨就开始疼，平时走路多了，干活猛点都疼的不得了。因为是室内项目，平时训练要穿的少，一到冬天，训练馆常常暖气被冻裂，馆里结了冰碴，还得穿单衣训练。

“和我一起练的一个叫玲玲的运动员因退役后找不到工作，借钱去了日本，结果生活也很艰难。刚刚从日本来信，想要向我借点钱。我都这样了，哪还有钱借给她呀，可她也确实困难，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她。

年龄大、没文化、就业难、伤病缠身、缺少社会关爱是目前我国部分体育项目退役运动员的现状。有关专家指出，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目前实行的专业化训练体制和缺少相应的配套政策有直接关系，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最后能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代价。

专业化的训练体制使一些运动员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项目外，退役后基本上成了“废人”――没有文化知识，不了解社会，四处碰壁。原辽宁击剑运动员孟兆华退役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当过化妆品推销员、饭店服务员，她的丈夫虽然是辽宁击剑队的教练，但前一段也下了岗，只好到饭店当保安看大门。孟兆华说:“从小就没怎么好好学习，到了专业队，文化课更是丢在一边，一门心思想着拿金牌。队里设的文化课，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个项目的运动员，各个年龄段的、各种文化程度的运动员都挤在一起学习。早晨起大早训练，上午上课就是睡大觉，根本听不进课。我也偶尔回队里看看，看现在小孩训练、学习同我们那时候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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