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好学生——波尔布特的“革命化建设”

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其实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基础上，想拉平贫富差距就只能让大家都受穷。此前的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就于1972年在解放区废除货币，只允许人民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并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由于反帝民族战争中大敌当前，加上处于没有多少商品的贫困农村，大家还能勉强忍受。红色高棉执政后，立即在全国废除货币、商品，便造成了破坏一切正常的经济规律的大灾难。

波尔布特等人打扫城市时，只留下进驻的党政军部门和极少几座工厂。接着又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30至40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10人一桌吃大锅饭。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景象是，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有无积极性，中国的过来人肯定心知肚明，红色高棉执政时连年出现的饥馑也做出了答案。

红色高棉否认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后，国内生产便不讲核算只讲需要，对国外没有贸易只要求无偿援助。保留下来的工厂也要求“亦工亦农”，达到粮食自给。工人上班之余种的粮不够吃，大锅饭供应不上只好终日喝大锅粥。合作社社员对粮食之外的生活必需品如盐、油和衣服之类因无法自给自足，只有由国家统一配给。民柬就此向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在国外报道中，就此把整个民柬社会称为“乌鸦队”。

在终日劳作而无业余生活调剂的合作社里，老百姓对自己剩余的少量物件又只能在本生产组内与别从以物易物。这种经济形态，简直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甚至像原始公社时代。为了刺激人心，民柬在1977年提出了实行“超大跃进”的口号。在毫无矿石资源的条件下竟提出要钢铁自给，并准备建厂大炼。生活上提出奋斗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天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这种可怜的理想图景，最后也只能变为画饼。

令后人感到尤其荒唐的是，民柬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老百姓不能通信，非担任公差外不得离开自己的工厂和合作社外出。国内的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者必须有单位的公出证明。在此空前的封闭隔绝状况下，除了秘密外逃者，普通民众全被禁锢在固定的土地上，被拆散了家庭的成百万人不仅三年多时间里无法相聚，而且大都不知亲人的下落，只有拜托偶尔有因公外出者代为打听或捎带口信，真比古代的“鱼雁传书”更难。

波尔布特为了实现“思想革命化”，还割断了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提出要破除一切旧思想，原有的学校都被取消。后来因机关和保留下的少量工厂毕竟需要用电、开车，才恢复了几所中等技校和电工学校，入校者首先要从阶级成分来挑选，在校多数时间也用于学政治而非学技术。民柬在金边虽建有一座民柬广播电台，却因民间已无收音机，只有在军队、工厂、机关和合作社集体组织收听。国内又取消了报纸和出版社，惟一的刊物是每周由中央编印下发一期的，供领导干部阅看和群众集会时宣读。对国内过去所出的书籍因一律看作旧社会余毒，或烧或扔，民柬自己又不出版新书，即使对他们宣称信奉的马列毛著作也未能翻译印发，结果一般民众终年不读书、不看报。

柬国内当时出现文化荒漠，一方面是过去参加红色高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或被打成叛徒、特务加以肃清；一方面对旧有的读过中学以上者均视为“受敌人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全部赶下乡后分配做重体力劳动，据说这样才有利于改造其思想。民柬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一般都是青少年文盲，军中也无文化教育。这些人出于原始农民对现代文化的仇视心理和少年的冲动，执行起极“左”政策一时倒有近乎狂热的积极性。

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民柬当局又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相互通婚，如男学生必须找农家女，且由领导指定。人们到举行集体婚礼时对号入座，方知“组织安排”的配偶是何等模样。已婚的青年男女又大都被分开编组，一两星期才许团聚一次。孩子七岁以上也必须离开父母，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波尔布特还不无得意地夸耀这种“创举”，称其能彻底消灭家庭私有观念。实际上中国的太平天国实行男营、女营制，就已经做过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可悲尝试，民柬境内只不过是以革命的旗号重蹈这种实际，反映了落后农民空想社会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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